《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总结了我们十余年来围绕着中国经济而做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们所做的一组综述性的文章，对于中国区域和城市发展走过的道路以及存在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和总结。
第二部分是我们所写的几篇理论性的文章，其核心是在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探讨发展与平衡之间的关系，集中地体现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观点，以及转移支付（利益分享机制）促进市场整合与经济增长。
第三部分是我们所做的几篇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经验研究，这些经验研究利用微观数据对于空间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几个问题进行了验证，而这几篇论文本身可以串起一个比较完整的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故事。
▲《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陆铭、陈钊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一，文章指出，之所以在地区之间出现资源的空间错配，本质上还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否则，中央计划就可以实现最优配置。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信息本身就是内生于政府的行为。例如，关于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行为，在本书所收录的有关汽车召回事件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通过控制本地媒体来掩盖不利于本地企业的行为，而这与地方政府更多考虑当地的利益有关。
第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或者是为了晋升激励，或者是为了最大化本地的税收），其结果都可能只是有利于短期的本地增长，而并不利于长期和全局的增长。从支出结构上可以看出这一点。在年分税制改革后，出现了明显的地方的收入—支出不对等，大量的事权仍然在地方上，而财权被上收到中央，于是，地方政府普遍地削减了用于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而增加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但地方政府用于发展经济的支出并不总是有效的，而是可能存在投资过度、回报低下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还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举债来进行投资，盲目做大短期GDP，事后却没有达到足够好的招商引资效果，结果是负债率上升。
第三，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的产出，还有一个做法是实施产业政策。但地方选择某种产业政策并不一定是因为它具有发展某种战略性产业的比较优势，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产业属于中央希望重点培育的战略性产业，于是，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会跟从类似的中央产业指导目录，从而达到争取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资源的目标。
第四，出于政治经济因素的考量，中央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导向的政策，其中的空间错配又被地方官员行为进一步强化了。我们观察到，在中央层面，曾试图通过给欠发达地区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来支持其经济发展。将用地指标更多配置在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本身就是严重的资源空间错配，而地方官员拿到用地指标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建工业园，二是建新城。我们发现，越是年轻的官员，越有晋升冲动，越会通过建新城来促进投资，做政绩。由于大量新城建在人口流出地，这些投资的回报不高，同时却伴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
第五，空间资源错配具有实质性的负面后果。人口流动方向与建设用地分配方向是相反的，结果造成在人口流入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土地供应相对放缓，而在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小城市），土地供应持续增长，最终呈现的是房价的“冰火两重天”。人口流入多的地方，土地和住宅供应跟不上，房价持续快速上涨，相反，在人口流出地区，土地供应过多，新城沦为“鬼城”“空城”，房价—工资比在下降。房价上升的东部沿海地区，生活成本上升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入，造成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削弱了东部的竞争力。不仅如此，我们还证实，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区，房价快速上涨又吸引人们投资于房产，挤出了实体经济的投资。一言以蔽之，空间错配又对于经济持续有效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恐怕是制定政策时始料未及的。
站在现在的研究水准上往回看，这本书里涉及的研究时间跨度为十余年，难免有幼稚之嫌。但最近十余年来，以及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在城乡和区域这两个与“空间”有关的维度上所走的道路，会验证我们十余年前在理论上对于中国发展路径的认识和预判。与同时代的其他有关中国经济的理论相比，我们这一组理论虽然不是最流行的，却不失为将转型和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别开生面之作。这一组研究的生命力还会继续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接受检验。
（作者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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