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预期一些人会对他们施以暴行。但实际上却受到了这些人的善待时，他们会认为自己欠这些人更多的人情。——马基雅维利
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影视剧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戏剧性的现象：受害者爱上了那个强奸过自己的人、人质爱上了绑架自己的绑匪、遭受家庭暴力的妻子对于丈夫极致的爱与维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社会心理学上给出这样的一个概念“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者不但不仇恨绑架者，反而对绑架者及其行为产生某种好感、同情、理解以至崇拜心理等，有时甚至协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源于一起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的银行抢劫案。
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Il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持枪打劫城内一家银行未遂，之后绑架了4名银行职员做人质。在与警方长达多个小时的对峙之后，终因逃脱无望束手就擒。
然而，当司法机关后来依法追究两名劫匪的刑事责任时，4名遭绑架的银行职员不但拒绝指控他们的罪行，而且还为其筹集诉讼资金并聘请顶尖律师为其辩护。最令人费解的是4名被绑架的银行职员中有一名女职员竟然爱上了其中一名劫匪，并在其服刑期间与之订婚。
魔鬼来到人间，将某人抓进地狱，让他受尽苦难。当魔鬼允许他重回人间，偶尔体验一下正常人的生活时，他便会产生幻觉，认为自己来到了天堂，而那位将自己带入地狱的魔鬼此刻被认为是解救他的天使。
这种现象引发了西方社会心理学界广泛讨论和极大的研究兴趣：为什么人质爱上劫匪并对他们的罪行给予宽恕甚至怜悯，解救者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呢？
通过研究发现影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四种（本文以家暴为例说明）：
1、让受害人切实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
伯克曾经如此论述过：恐惧是崇高达致极致时的心理效果，次一些的效果为钦慕、崇敬和尊敬。这是因为恐惧是一种强力所导致的，这种破坏性力量具有强大的伤害力，这种伤害力让其对象产生恐惧感，而恐惧则演变为对这种强力的崇高性敬慕情感。
就好像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每时每刻悬在你的头顶，任何时候你都面临着死亡的危险。这种生死被掌控于他人之手的危机意识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前提条件。
受害妇女能够感受到丈夫对自己身心的威胁。丈夫经常会说，如果你敢报警下次打得更狠，或者你要是敢提出离婚，就杀死你或你的全家。
对此受害人常常极度恐惧。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恐惧和压力之下时，她的抵抗力就会逐渐减弱，或者以一种近乎孩童的态度讨好丈夫。
2、让受害人感到无路可逃，即让受害者放弃逃
丧失生的希望而陷入绝望之中时，极可能对加害者心生崇敬；人类原始本能有对强者的崇拜意识，在完全隔离的情况下，又不存在据理力争的可能性，此时掌握对受害者生杀予夺大权的加害者就成为了统治者，获得受害者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
丈夫与妻子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妻子每天都会在丈夫的监视之中。就算偶尔会有外人来访或者亲朋发现家暴的存在，但在传统的观念里，家庭矛盾是正常存在的，很多时候长辈或亲朋还会劝阻妻子要忍让，或者看在孩子的份上不予追究。
而妻子可能会在第一次被家暴的时候会有反抗的心思，但在长期的家暴过程或是亲朋的劝阻中，妻子就会慢慢接受家暴这件事，可能还会认为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才遭到丈夫的毒打。
这能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消解既痛苦又危险的仇恨感，二是缓解屈辱感。
3、小恩小惠
在现实中我们也经常会见到，丈夫在家暴完妻子之后，表现出极致的懊悔。可能会买礼物、哭泣道歉、甚至下跪证明自己下次不会再犯，来寻求妻子的原谅。
这时刚受过伤害的妻子很容易被打动，而且她们还经常以这些小恩小惠向自己，也向他人证明，丈夫在没伤害她们的时候有多么爱她们，丈夫是好丈夫，只是偶尔做了错事而已，并不是那么的不可原谅。
4、控制受害人的思想
“残酷的极致是在毁灭受害者之前剥夺他们的人性，抗争的极致是在非人的条件下坚守住人性。”
受害妇女像人质一样，她们往往与外界的联系要么不可能，要么受到严格的限制。
她们能够接收到的外界信息都是丈夫过滤之后觉得无害才让妻子接收，妻子的思想就在这过程之中被丈夫改造。妻子在被改造之后，会近乎虔诚的膜拜丈夫，并排除一切使得丈夫家暴的因素。
如果家人或朋友的关心将会引发一次家庭暴力，那么在妻子看来，这些人是麻烦的制造者，应当尽量避免与他们的联系。
如果有司法部门干预，受害女性常常谎称自己身上的伤是不小心碰的、她们不希望施暴者被追究刑事责任。当警察要带施暴人走时，会遇到受害人的阻拦，她们担心丈夫回来之后暴行会变本加厉。
如果施暴人完全控制了受暴妇女的经济来源和人身安全，那么不违背施暴人的意愿，对受害人来说，是符合最大利益的选择。这也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否则她挨打的次数更多，受的伤害则会更重。
就像是影片《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一句台词：“起初，你讨厌它，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对于斯德哥尔摩症的应对策略
1、受害者方面：反思的心性
要有强烈的道德感、坚定的信念和一种扪心自问的反思，可以降低或弱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
并不是所有的个体在这种极端的情境下都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些受害妇女会理性地处理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认清不是所有伴侣关系中都存在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不能被容忍的。
会在发生家庭暴力之后，积极的收集证据，寻求可靠的亲朋帮助，离开这个具有威胁性的关系之中。
2、审慎的解救策略
对于正在处于斯德哥尔摩症当中的受害者的解救，注意一定的方式方法，不能直接通过对施暴者进行贬低或谩骂，以祈祷受害者看清施暴者的真面目。因为很多时候，受害者已经被施暴者洗脑，把自己与施暴者当成一个共同体。
而是让受害者通过第三者角度客观的审视这段关系，让她们自己平静下来，自己反思。待她们认为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心理治疗或亲朋再有节制的介入。
最后，社会应发挥大众的舆论引导作用，对两性关系建立科学、理性、积极的引导，加强女性对于两性关系的正确认识。
参考文献：
[1]刘圣中段程成.政治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对手、俘虏到臣仆[J].甘肃行破学院学报,,3:62-69.
[2]高明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表现、成因和应对[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6(1):-.
[3]李玲.浅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J].科教文汇，，中旬刊：.
[4]影片：肖申克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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