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南京日报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邢虹朱彦
7月19日至7月22日，央视科教频道CCTV10《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纪录片《上坊东吴大墓》。该纪录片分四期，每天一期，走进位于南京江宁区中下村的上坊东吴墓，探索这座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出土青瓷器最多的六朝墓葬。
根据墓葬形制结构以及出土文物的特点，专家推定这座墓的时代为东吴晚期。墓葬的规模、等级则表明墓主身份为当时的高等级贵族，或为孙吴宗室。
东吴大墓
六朝墓葬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
在魏蜀吴鼎立争锋的三国时代，孙权在中国东南部建立的政权，国号为“吴”，史学界称为孙吴，由于与魏、蜀呈鼎立之势，所统治地区又在三国东部，故也称东吴。
南京（古称建业）作为三国时期的孙吴都城，是当时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中心。如今，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通常认为，“六朝”里的第一个朝代，就是三国时期的东吴政权。
年12月，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在道路施工过程中发现一座大型东吴砖室墓，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市博物馆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据考古专家介绍，南京虽是孙吴都城建业所在地，以往发掘了数以百计的孙吴墓葬，但多属中小型墓，鲜有规模超过10米者，其等级甚至不及邻近的安徽马鞍山及长江中游湖北鄂州两地发现的一些同时代大型墓葬。然而，上坊东吴墓砖室全长达20.16米，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孙吴墓葬。它的发掘是我国近年六朝考古的一项重要成果，为研究孙吴时期墓葬的等级制度、大型墓葬的形制与结构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出土的大量青瓷器等器物为研究孙吴时期的制瓷工艺以及当时的社会礼俗等增添了新内容。
经考古人员发掘，上坊东吴墓由排水沟、斜坡墓道、砖室等构成。砖室长达20.16米，总宽10.71米，由封门墙、石门、长甬道、前室、过道及后室构成，前后室两侧均有对称的耳室，后室的后壁底部还有两个大壁龛。封门墙高大厚实，宽3.94米、厚1.88米、高3.44米。其内设一道石门，东侧门槛、门柱及部分门楣保存尚好，石门扇及西门柱等被盗墓者砸碎移至甬道和前室内。这种形制在长江中下游，特别是在南京地区的孙吴、西晋墓葬中虽时有所见，但该墓各部分之体量、规模均远在其他一般墓葬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总长米的排水沟，除墓前27米外均分明沟与暗沟相间开挖，以节省劳动量，类似的开挖方法在已发表的六朝墓葬材料中仅见于湖北鄂州塘角头。封门墙内、甬道前部的石门，以往亦仅见于同时代的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宋山墓、宜兴周墓墩等大型贵族墓。不过，宋山墓设有两道石门，分别位于甬道与前室、前室与过道的交接处，周墓墩的石门则位于甬道的中段。
考古专家认为，上坊东吴墓的建筑结构也颇具特点，其前、后室均为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同样的墓顶结构还见于南京五塘村2号墓、江宁其林村西晋墓、江宁黄家营5号墓等。以往因这种墓顶在长江下游最早见于赤乌十二年（）朱然墓，一般认为它是孙吴中期兴起的一种具有地方和时代特征的新类型。
上坊东吴墓前、后室四角嵌置的兽首形石灯台，与长江下游一般孙吴至东晋早期墓葬墓室转角中部平伸半砖形成的“羊角砖”灯台明显有别。兽首形石灯台虽不见于南方吴晋墓葬，但相似之形制却发现于甘肃敦煌等地的西晋墓葬。
霸气外露的虎首石棺座，可谓是最符合三国时代英豪气概的文物之一。在上坊东吴大墓的后室内，考古人员发现了3组共6件相对横卧的虎首石棺座，每个石棺座的两端分别雕刻着虎头与前爪形状。南方地区的孙吴、西晋墓葬，木棺多是直接安置在墓底铺地砖上，只有少数墓葬设有突起的棺床。像上坊东吴大墓这样，以虎首状石棺座作为承放葬具的棺座，在南方地区六朝墓葬中系首次发现。这一方面印证了墓主的身份等级之高，同时也昭示了其虎视天下的雄心壮志。
此外，与众不同的还有该墓的铺地砖。除甬道用小砖铺地外，其余多以边长50厘米的大方砖或其半砖铺地。这种特制的铺地大方砖以往仅见于马鞍山宋山大墓，可能是有意模仿墓主生前居住的殿堂地砖，这也是墓主特殊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出土文物
六朝墓葬中青瓷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
很多墓葬都逃不过被盗的命运。专家认为，上坊东吴大墓很有可能在建成后百年左右就遭过盗掘，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证据。在五代乱世中，大墓可能又被人盗过，因为考古中发现了五代时期的碎瓷片，显然为盗贼弃物。不过盗墓者只取走了当时值钱的金银玉器，“留”下了少量金、银、铜、铁、漆木及众多的瓷、陶等文物多件，还有余枚铜钱。这些随葬品多被盗贼打碎乱扔在墓内，好在其中大部分还能修复成器。
出土文物中以青瓷器为主，有余件，是目前南京地区六朝墓葬中出土瓷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这些瓷器多数制作精美，施以青釉或青黄釉，做工相当精良。在生活类用器中，罐、壶、盏、钵、碗、盘、唾壶等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果盒。其中两件钱纹罐器形硕大，为同时期墓葬发现之最。有意思的是，生活用具类明器居然连簸箕、扫帚、杵、筛、斗、量、磨、灶、柱形器等样样不缺。
此次发现多件青瓷人物俑，有立侍俑、伎乐俑等。人物俑服饰多样、神态不一，其中各类伎乐俑或抚琴、或击鼓、或吹奏，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简直就是一场生动的演奏会。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件人物俑正襟危坐于榻上，双手拢于胸前，面容慈祥和善，榻前还置一长条几，显得非常特殊。
至于此次发现的禽畜及笼圈类明器，牛、马、猪、羊、鸡造型生动。鸡舍还分两层，有的房顶两端还有飞鸟装饰，一个羊圈围栏除内有老羊外，围栏上还堆塑了一个憨厚的蹲熊，想象力极为丰富。
这次发现的青瓷中还出土了四套牛车，车轮和车轴两端还分别刻有日、月、合、令等字样，轮与轴成套者刻文相符，甚是巧妙。而毛笔、书刀等文房用具均刻画有致，为主人生活安排极为周到。
盗墓贼“遗漏”的金器极少，有冠饰上散落的珠形、心形叶片，以及箔片、冥钱等。最为精致的莫过于一枚金指环，其直径虽只有1.5厘米，但侧面刻有精美的龙纹，显然为盗墓贼的“漏网之物”。
墓主是谁？
可能与孙吴宗室有关
上坊东吴墓的墓主到底是谁？虽未出土能够反映墓葬准确年代和确切身份的文字材料，但可根据形制、结构、出土器物对其年代和墓主身份进行分析。
考古专家介绍，此墓为带甬道的前、后室墓，前、后室的两侧对称设有耳室。这种墓葬形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流行于孙吴、西晋时期。前、后室墓顶的四隅券进式穹隆顶结构在南京地区则始于孙吴中期。墓葬出土的果盒、堆塑罐、扫帚、磨、簸箕、碓房、鸡舍、羊圈、畜屋等青瓷模型明器亦见于本地区的孙吴、西晋墓葬，而不见于东晋以降的其他六朝墓葬。各类青瓷罐、盘口壶、唾壶、洗、钵、器盖等生活用器所饰的蕉叶纹、连珠纹、叶脉纹、席纹、钱纹、斜网格纹及衔环铺首等更多见于孙吴、西晋时期。出土的铜钱中，三国时代的铸钱有“太平百钱”“直百五株”“大泉当千”，其中“大泉当千”为孙吴赤乌元年（）铸造。
从墓顶结构看，可以推断出大约流行于孙吴晚期至西晋时期。若再考虑孙吴立都建业（今南京），而西晋灭吴后其政治地位下降的历史背景，以及此墓规模庞大、建筑结构复杂的情况，专家认为此墓的年代应为孙吴晚期。
为了进一步探知上坊东吴墓墓主的身份，考古专家将其与同时代的其他几座大型墓葬进行比较。其规模不仅远远超过左大司马、右军师、当阳侯朱然墓及其旁的朱然家族墓，超过湖北鄂州发现的墓主推定为孙吴宗室的鄂城钢铁厂孙将军墓，甚至超过了被发掘者推定为吴景帝孙休定陵的马鞍山宋山大墓，而且其前、后室四隅的兽首形石灯台，前室顶部浮雕神兽纹的大型覆顶石，后室的虎状石棺座等高等级墓葬设施皆未见于其他墓葬，特别是联系此墓所在的小山岗至今仍名“孙家坟”，专家推测其墓主可能与孙吴宗室乃至帝王有关。
史载末帝孙皓执政期间，大封宗室诸王，仅凤凰二年（年）三月及天纪二年（）七月两次就各封十一王，“王给三千兵”。他还一改乃祖孙权俭素之风，在宝鼎二年（年）新造昭明宫，“穷极伎巧，功费万倍”，宫内建筑更是“加饰珠玉，制以奇石”。这一时期的墓葬一般也较此前同等级者规模大、随葬品丰富。上坊东吴墓的规模大、等级高，从出土石棺座和木棺的数量看，墓内所葬应有三人，其中后室中央大棺内所葬可能是孙皓时期的一位宗室之王，两侧整木小棺内所葬应是他的两位王妃。
南京大学教授贺云翱在《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墓主试考》一文中，综合分析墓葬规模、随葬物品、相关遗迹现象及历史记载后，推测这里是孙吴中期少帝孙亮时的权臣孙峻之墓。
此外还有墓主为孙坚一说。关于孙坚高陵的所在，一般多根据其归葬曲阿（丹阳）的正史记载，认可其位于今丹阳孙陵岗的旧说。而在上坊东吴墓探得后，文史学者王宁邦发表《孙坚高陵考——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墓主考》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孙坚墓经过迁葬，而江宁的上坊东吴墓实为孙坚迁葬后的终葬之所。但这一推测已被考古人员否定。在孙吴诸陵中，武烈皇帝孙坚高陵、大帝孙权及宣明太子孙登蒋陵、景帝孙休定陵、文帝孙和明陵及废帝会稽王孙亮、末帝孙皓的葬地现皆已探得较明确的具体位置。另据《建康实录》卷三记载，孙休于永安五年尊其已故母亲王夫人为“敬怀皇后”，改葬敬陵。敬陵地点失载，但墓主人身份与上坊大墓墓主亦不相吻合。
虽然目前学术界还未能得出一个确凿无疑的结论，但上坊东吴大墓的规格之高、墓主之尊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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