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自秦汉以来就有交往，历史悠久，渊源颇深。从早期人种的迁徙、两国各类使者的往来到宗教的东渡，贸易的展开，在无数的交涉接触之中，中日双方对于各自的生存形式、语言特征与活动具像等形成了各具时代性和地域性的观察和记录，这种记录在漫长的历史性空间中，世代承传，综合构成永不枯竭的历史描述，成为社会的共同记忆。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认识古已有之，历时千载，人们将这种认识转化成文本，流传下来，日本这一国家形象，随着中日两国的交往和互动，愈渐立体。在清季的最后十几年中，日本充当了至为关键的角色，它为中国思想和体制的转型起到典型的作用。清末民国时期，日本形象在教科书中所发生的变化和教科书对日本历史的解释，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国人认识日本的历程。
国人对于日本的认识过程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日本面相与晚清国民个体直接接触之前，一些日本的书籍、文化、物品的传入已经给人们塑造了各种不同的曰本形象，但这种塑造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或多或少有些参差。最先对于日本的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着了解的当属士人阶层，他们通过书籍、政府间的交流对日有了最初的印象。随着交通、资讯的发展，国人对于日本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除了通过以往的文献记录、众多的日本图像、直接的东游来了解日本，最引人注目的——晚清学制改革带来历史教育的革新尤其是教科书的出现和完善，使国民对于日本的了解进入了普及化和统一化的过程。
近年来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学校教育和教科书是清末民国时期国人获得对日认识的最大途径，在不同科目的教科书中，历史又是最能系统展现一个国家面貌的科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清末民国时期中日关系的特殊性，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过程与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处于同一时空，因而本为对外的日本认识又时常与对内的民族国家建构交织在一起，成为外交与内政的一个聚焦点。清末民国初期是中国教育转型的重要时期，教育本身是时代的产物，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时代，因而近代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对于日本形象的塑造正是对于这一聚焦的完美折射。
清末，在经历了外敌强国入侵后，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在文化领域，由于新思想的输入，教育制度改革正当如火如荼，中学历史教育在此背景下蓬勃发展，教育领域的大量理论和思想相继传播开来，史学全面复兴、新式教育体系逐步确立、近代教科书也随之诞生。
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初步近代化应当追溯至世纪末世纪初，清政府于年和年分别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作为近代第一个较为系统和完备的国定学制，“癸卯学制”对各级学堂的学科教学内容、时间、方法等做了细致的规定，以西方教育制度为蓝本，正式将历史课纳入到了各级学校的课程中，历史课程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进入到了中学课堂，开始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新陈代谢，也标志着我国近代中学历史教育的开始。
教会学校已将西方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思想、内容及方法带入我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中国助手蔡尔康的协助之下，翻译并出版了英国历史学家麦肯锡的《十九世纪史》，这一译著从年月至年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之后改名为《泰西新史揽要》并出版单行本，被当作历史教科书得到广泛使用。西传教士带来的这类教科书，使用简明的章节体例，浅显易懂的文字语言，得到当时学者的大力推崇。可以说，教会学堂教科书的译著为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界带来了最新的史学理论，最新的教科书编撰方式，触发了旧史学的脱变和新史学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新式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发端。
清末民国时期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从直接翻译国外历史教科书到改编、再到自编的过程。
相较于唐朝时期日本派遣唐使来华，清末中日文化流向主要表现为日本文化成果对华的输入。在中学历史教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汉译日本教科书的出现。晚清幵办的洋务学堂为了应付课程需要，在并没有经过严格翻别和正规编制的情况下，临时仓促翻译了一些西方教科书，“在短短几年内，同文馆师生共编译书籍余种，而且还在馆内设立了专门的印刷机构，以聚珍版刊行于世”。在这些外译教科书中，尤以从日本借鉴来的教科书为重。年中日甲午战败后，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救国图强，对于西学的渴望更盛，编译日本历史读本以作教科书的浪潮进一步扩大。在民间，也逐步兴起翻译国外书籍的机构：青年留学，抑或官民“东游”的过程中，效法日本，意图通过改造中国的教育以达到强国保种、挽救国民的目的，“瀛海交通，神山尺，有志之士，联块东来，自游学之风行，莫不抱呼吸文明发达思想之目的，以负复于斯土，其瑰玮奇特，覃思研精之子亦既得其秘籍，以去归饱祖国，一线曙光已透露于芒芒禹土，不可谓非我学界之幸事，而为留学生之效果也”气新学制确立，新式学堂规模壮大，新课程设置，许多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团体，如翻译书编社、教科书译辑社等，将日本学者编写的史著及编写体例经翻译后输入国内，大大丰富了中学历史课程。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本译书包括：樊炳清翻译的日本桑原鸾藏的《东洋史要》，此书被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汉译日文书，在中国学堂颇受欢迎；此外，还有陈毅翻译的日本市村赞次郎的《支那史要》和日本小川西次郎的《西洋史要》等，都在当时东南各省盛行一时。可以说清末中学历史教科书起步走了一条捷径，直译外国成书以资讲习成为了不得已之策，尽管如此，大量日译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出现，为国人自编中学历史教科书提供了借鉴和蓝本。
学者如饥似渴地从日本转译中学历史教科书，一方面丰富了国人对于西学的吸收，另一方面却也造成某种程度的消化不良。在中国传统社会，史学一直担着资治功用的神圣使命，从外国教科书直接翻译成为本国教科书，必然不能从本国实际出发，完成国民教育的功能，政府认识到：“至现所选录之外国各种科学书，及华人所译科学书，均由各教员临时斟酌采用。其与中国不相宜之字句，则节去之，务期讲习无流弊，仍拟另撰科学门目释义，用资考察”。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金为再次译述的《中学堂教科书东洋史要》，作为中学堂教科书使用，随后又屡次再版。此书在译述过程中，其篇章皆依其旧，将东洋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四个时期，但是对于原书中与史实不符之处又加以摘补，并附以插图，形成了更适合中国中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再如日本学者那河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由上海东文学社出版之后，影响巨大。
学者柳诒徵对其做了一定的修订和增补，增辑元、明两卷，更名为《历史史略》。显然，国人在译编国外历史教科书的时候已然逐渐认识到中学历史教育在培养民族意识上的功用，在他们看来，仅仅靠译述或改编日本史著而来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是不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必须由国人执笔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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