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酒渣鼻的医院 http://m.39.net/pf/a_8733703.html崔健（中国朝鲜语：??／崔健，年8月2日－），出生名崔建军（???），北京人、朝鲜族，中国大陆摇滚先驱者，成名曲为年的《一无所有》，年的《一块红布》亦是名作。传媒美名为‘中国摇滚之父’，他象征了中国的摇滚从无到有的历史意义，以红布蒙眼唱歌为他的象征形象。本文作者：李东然，来源于《三联生活周刊》年8月，实习记者王璞对本文亦有帮助。三联生活周刊：大家说崔健，一直以来都在为自己所在的那一代人创作，有相似的社会背景、社会经历和社会参与意识，你自己认同这样的判断么？崔健：我不愿意被这样定义，我希望大家能用现代的视角去看当今时代的积极活跃，那个时代的活跃气质确实不该遗忘，但我更看重当下，这也是我后期创作的中心，当然现代人对当下的介入会非常的小心，我能感觉出来。三联生活周刊：你很珍视这场演唱会（年1月1日北京工体崔健“摇滚交响新年音乐会”），如果重点不在于怀旧，那你的缘由是什么？崔健：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这部电影还是这场音乐会本身，都有很强的试验性，最起码在中国是具有试验成分的，没有人做过。首先摇滚和交响两种音乐的融合带来震撼力，人们对电影、绘画等艺术品的期待中有很大部分是对震撼力的期待，他们期待灵魂受一次洗礼，期待被禁锢之后的释放。就像我们听电子音乐不会只听一些舞曲，当然舞曲很悦耳，但是我们还会选择去听那些带有释放力量美感的音乐，很多音乐虽然新，但不具备这样的力量。我知道其实很多年轻人不听当下的音乐，他们听“齐柏林飞艇”，听“滚石”，艺术品年代的划分其实不如一个音乐直接给他们的感染力更重要，我觉得这场音乐会本身就是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三联生活周刊：伍迪·艾伦在《名人百态》（Celebrity）里借电影角色之口提出为什么披头士比耶稣重要这个有趣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是你，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崔健：他说完这话也遭到了一些教徒的反对，他自己也道了歉，当然对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会很容易说出这种话。回到中国来说，披头士的意义，在中国的环境里翻译，是把一股反叛的精神主流化，而且这才是摇滚乐，如果没有进入主流化，永远是地下的话，他就像实验音乐、实验艺术，是难以企及如此生命力的。事实上东方的摇滚乐从来没有进入过主流，经济发达程度更好的日、韩、港台也一样，摇滚乐移植到东方来，很多方面条件是不具备的，不仅是文化工业的不成熟，追溯历史的角度，东方文化也自古欠缺批判的色彩。所以在中国谈摇滚，尤其是西方式的摇滚乐多少有点浪费时间，他们成功的模式是不可能借鉴的，只有你去一点一点摸索。失败的可能性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失败的过程中还要不要去坚持，在这个过程中拒绝商业化，或者完全商业化，市场需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话语环境的改变等等，我宁愿永远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坚持还是不坚持，对于我来说，坚持就是脚踏实地地谈论中国问题，这是原则。三联生活周刊：谈到主流化，事实上在西方学界还是愿意以“亚文化”来定义主流去解释摇滚乐在内的文化现象，实际上确实绝大多数的摇滚音乐人，最终都成了娱乐者（Entertainer）的角色，他们实际上构成了被消费的，被商业收编，同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补充的角色。你小心或拒绝这样的摇滚乐归宿么？崔健：我从形式上并不拒绝。但我觉得他们（中国摇滚乐歌手）在商业上没有成功，他们的演出机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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