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是德国社会的核心。”这是年11月经合组织教育部部长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AndreasSchleicher）谈起德国教育时提到的一句话。“平等”一直以来都是德国教育最大的特点之一：无论你来自哪国，属于哪个民族，只要你在德国，就能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
莱比锡大学建筑群
然而，如同计划经济一样，这种“均质化”福利的背后，也隐藏着潜在的危机：教育资源分配的过于平均，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德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那么，德国是如何缓解或者规避上述问题的呢？
本期，将以德国“科研联合体”这一德国特有的组织为切入点，分析德国高校进行科技转移的有效途径。
一、德国教育概况
在德国，教育一直是“重中之重”。年，德国教育支出总额为亿欧元，比年增加了50亿欧元，居全欧之首。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为欧元（年为欧元），其中用于30岁以下居民的人均教育经费达欧元。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指出：“预计到年，德国和英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二只有少于0.01%人口未接受规范教育的国家。”
数据来源：IIASA数据《世界未接受规范教育国家趋势统计》
这是因为德国是近现代教育的启蒙之地，它率先通过教育变革促进工业变革。早在16世纪，宗教领袖马丁·路德（MartinLuther）便提出了义务教育的概念。他认为：“信徒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儿童，无论性别、等级，都应该受到教育，都应该有权利通过自己理解上帝。”因此，他于年发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各市镇的市镇长和议员书》，“义务教育”这一概念应运而生。
最早实行义务教务的国家是普鲁士，为培养国民忍耐、勤勉、守纪和为国效忠的品行，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WilhelmvonHohenzollern）于年颁布了《义务教育（Schulpflicht），规定父母必须送4-12岁的子女入学。
年2月，42岁的威廉·冯·洪堡调任当时普鲁士司法部文化和教育司司长，他的一系列成功改革使得他被后人成为“现代大学之父”。按照洪堡的设想，大学应当以知识和学术为目的，而非培养实用性人才的所在；大学应当追求科学的探求，追求个人的道德和修养，不被政治、经济利益所左右。
全民教育让德国走上了异于英法的发展路径：教育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也让这个“教育先行”的国家快速成长为19世纪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
二战后，为杜绝中央过度集权，州级政府享受教育领域“当家做主”的权利。从投入结构来看，教育经费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负担，联邦政府仅承担其中很小一部分。
以年数据为例，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占总比82%，联邦政府支出仅占18%。这一比例源于年二战后西德政府的德国合作联邦制（KooperativeFederalismus），要求教育体制主要以联邦制为核心理念，强调各州成长的文化独特性。至此，州级政府开始管起了地方教育。
在州政府领导下，高等教育“学术、应用技术地位平等”。德国的高等教育同样以州级政府为基本管理单位，由于各州政府教育政策各有不同，德国的高等教育院校种类也多种多样，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自治大学。自治大学与我国全日制综合性大学类型相似，提供学科教育和科研平台，学制较长，强调古典理论教育。
柏林工业大学
第二种：应用技术大学。应用技术大学是与自治大学相比，学制较短的理工类大学，以应用为导向，强调企业生产实践。
第三种：职业学院。职业学院是主要负责工科的职业教育院校，采用“双元制”校企联合创办模式，教育经费多由企业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职业院校和综合类大学地位是平等的！由于各州政府通过相同的法律框架、均衡的财政支持、平等的入学机会安排高等教育，因此，每一类高校文凭证书含金量等值。
莱比锡大学
按照中国的教育体制来讲，这三类院校都算本科，不存在本科、专科之分！这是德国在教育领域除义务教育之外实现的第二项“民主平等”。但是，“均质化”的高等教育就像计划经济，没有市场就没有竞争。受国家政策“平均用力”的影响，德国高校的发展也存在一些弊端。
首先，高校竞争意识弱，各大高校补助趋于均质化，无需竞争科研资金。其次，院系间缺乏整合性，各院系补助均质化，院系间合作交流少。最后，国际排名总体偏低。尽管综合实力较强，上述因素造成德国高校总体排名偏低。根据年QS世界高校排名数据显示，德国排名第一位的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世界排名也仅有第50名。
尽管自年联邦教科委也颁布“卓越计划项目”，提出建设国际精英大学的目标，但“卓越计划”只是一个类似奖学金形式的资金指标，对于德国教育体制并不构成根本意义上的挑战。换句话说：奖学金只是对好学生的奖励。
海德堡大学
更可怕的是，“均质教育”可能会使国家陷入教育阻碍科技研发的怪圈！我们常说“科教兴国”，反之，如果没有集中的科研经费投入，就没有重点领域的快速发展。
德国联邦政府对教育管控力度小、州政府实行教育资源平均分配的国家政策具有重重弊端——首先，产学研合作流程缓慢需要“五步走”；其次，联邦政府缺乏和高校进行直接协同研究的途径；最后，企业与研究型高校对接需要中介平台。
那么，要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
前面说过，德国教育的潜在问题根植于德国为追求“平等”而形成的权力过度下放的体制。一个国家需要有统一的科教战略，但联邦政府缺乏对高校的管辖权力，也缺乏一个表达国家意志和国家科教战略的途径。
但是，教育领域的平等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是世代德国百姓通过不断努力和奋斗后享受到的民主的果实，这项历史悠久的社会福利于情于理不能被挑战……
所以，为解决上述问题，德国联邦政府建设了一条新路线：即跳过州政府和高校，直接通过“科研联合体”这样一个德国特有的研究组织与企业建立联系，实现“产-学-研”对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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