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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兴农两面观

□魏章官

闽侯县杨厝村招待所留影

科教兴农,是个重点热门话题,也是个难点问题。我们既要充分认识科教兴农的重要意义和已取得的丰硕成果,增强贯彻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信心,也要看到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积极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有利因素点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农业科技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文件从科技创新、技术推广、教育培训三个方面强调了农业科技的重要性,出台了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指出今后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

其实,农业科技在中央涉农文件中一贯被强调。从年至年的中央七个一号文件所聚焦的三农问题中,每个文件都有专门章节或段落论述农业科技。年关于水利的一号文件则专门讲述水利科技问题。年3月30日,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也十分强调“实施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年至年,中央关于三农的连续五个“一号文件”,虽然主要论述土地家庭承包和农产品流通等政策性问题,但中央一再强调的农业三靠“靠政策、靠科技、靠投入”中,“科技”的地位作用就已凸显。

在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之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脱贫致富愿望非常强烈,但生产什么、农产品怎样创优高、依靠什么生财致富的问题,曾经并将继续困扰着农民群众。实践证明,“送钱、送物,不如送科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科教兴农越来越重要了。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50%。农业科技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决定性因素。现代农业说到底就是科技农业。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现代农业与闽台农业科技合作交流不断发展,就是贯彻落实中央科教兴农战略的结果。

科教兴农,良种为贵。我省繁育、引进和推广了不少果、蔬、茶、林、牧、渔等新品种,有些优高品种是闽台农业合作的结果。闯荡中国“稻路”有三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杂交水稻之母”谢华安和““杂交水稻之子””刘文炳,后两位都是我省龙岩市新罗区人。谢华安院士年选育出杂交水稻“汕优63”,创下世界稻作史上“四最”:推广速度最快、连栽时间最长、推广面积最大、增产稻谷最多。全国16个宜稻省市区累计种植10亿亩,增产稻谷多亿公斤。他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刘文炳教授在地处偏远的尤溪县良种生化研究所小单位里,居然研发出杂交水稻不割叶超高产制种配套新技术、超高产杂交稻选育和光身杂交稻研究三项国际领先成果。期间,谢、刘两人还研究发明并推广了一系列杂交稻和再生稻优高新品种。

科教兴农,培训为先。为了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致富本领,多年来我省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比如福建省农函大近5年来投入专项经费多万元,组织开展了各种农村实用技术、职业技能培训,培训人数达54万名。许多人成了种养大户、经营能手、农民企业家、“土专家”农技员等。今年农函大省校及各市县分校将继续办好农函大,积极开展“办班到村、技术到户”和“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科教兴农活动,努力实现“办一班兴一业富一村”的目标。

科教兴农,重在创新。农业科技创新是科教兴农的永恒主题,也是三农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省农业厅将继续协同有关部门单位,在全省各地农村进一步开展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化肥、新农药、新农具等“五新”普及推广工作。例如,云霄县目前组织位农技指导员活跃在田间地头,指导春耕生产。去年云霄东厦镇洲渡村科技示范户方达铭种植水稻50亩,在农技指导员的指导下,选用超级稻新品种,采取机械化耕作,应用测土配方成果合理施肥,对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控,结果平均亩产粮食比普通户增产公斤左右。眼下洲渡村和东厦镇农民在方达铭的示范影响下,应用“五新”兴农热情空前高涨。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农业部今年将在全国开展以“科技进村入户,助力增产增收”为主题的“农业科技促进年”活动,重点推广重大实用技术、支撑粮食和农业稳定发展,着力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全面做好农业科技各项工作。为确保农业部这个活动的顺利开展,3月28日省农业厅制订并下发了实施方案,要求全省各地广泛发动,全面参与,层层落实,突出重点,注重实效。重点任务是要实施农业“五新”入户工程、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农业科技大培训工程、现代农业示范区和闽台农业科技合作等19项行动。我们希望这些“行动”能够抓实抓好抓出新成效。

二、难点问题剖析

在贯彻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什么难点呢?根据笔者调查分析,有以下“四被”现象:

一是村庄“被淘空”。正如农业部长韩长赋前不久说的:“由于比较效益低,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日趋严重。”一些村庄甚至消亡了。

据《中国统计年》披露,全国每年减少0个建制村,平均每天有19个村在消失。有的媒体报道说:“故乡‘沦陷’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剩下自顾不暇的老弱妇孺。”我省凋敝和消亡较多的建制村,主要是生活生产条件较差的山区。当然,交通方便的地方也有一些村子名存实亡。

有的留守老人说:“半村湊不到四人打麻将。”一些地方的村主干在城镇谋生或定居,干群难见面,有事电话通,被称为“手机村官”。有的人说:“现在对家乡的牵连,差不多只有祖坟了。”

由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普遍不愿意也不懂得甚至害怕务农种田,加上各地过度强调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加速了“老人农业”的到来。不少农村已由劳动力“富余”变成“缺乏”,出现了“用工难”和“雇工贵”。一位老农说,再过些年,犁手老农都离世了,连水牛都不懂得拉犁耕田了,因为没人会教牛仔犁田。眼下春耕缺少犁手和耕牛的地方,犁田工钱和牛租又上涨了,有些户舍不得雇工租牛,只得刀耕火种、人力拉犁、锄头翻土。

二是土壤被污染。我省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重点任务中有两项涉及土壤:一是实施土壤有机质提升行动,引导农民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二是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生产行动,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试点。这都必须从源头即田头地角抓起。

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给农村水土带来的污染问题相当突出。报载我国耕地受重金属污染3亿亩,其中重金属超标突出的约有1.5亿亩,约占耕地总数10%。经济发达的广东省耕地受重金属污染高达89%。经济较发达的福建,被污染耕地恐怕也不在少数。

特别是沿海地区大量工业企业和农业养殖基地的废弃物和污水中所含的镉、砷、铬、铝等重金属,直接渗透到土壤或随灌溉水流入耕地,加上长期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剂,土壤板结,其“农残”或重金属被粮果蔬根茎吸收后也带“毒”。

重金属超标严重的被称为耕地“内伤”,如得“癌症”,难以修复。省环保厅一位专家对笔者说,他到美国考察看到美国发明一种机械,把土地耕作层挖出来捣碎分离出重金属后,再把“干净”的泥土回填地里,但治理代价高。我国治理土壤重金属技术目前还不成熟。而且这项治理由哪个部门来管,谁支付高昂的费用,都没解决。

因此,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只得弃耕。比如广东东莞市近年来只好到外省寻找“干净”的耕地建基地植“供莞蔬菜”。这说明,科教兴农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遇到新难题。

三是耕地“被抛荒”。耕地是我们的生命线。但近几年来耕地大量被抛荒。前不久国土部披露,我国每年耕地撂荒万亩。另据测算,仅年-年的10年间,全国耕地就减少1.23亿亩。发展下去,18亿亩耕地的“红线”难以保住。

耕地减少,一是被工业化、城镇化所占用;二是被抛荒。前者工业和城建占地,在所难免,情有可原。而后者值得反思。我省治理抛荒采取了不少措施,起初有的县实行抛荒罚款。近几年省领导在有关会议上都强调遏制耕地抛荒,但收效甚微。可以说,农民正在淡去昔日对土地的那份深厚感情。因为农民最讲实际,他们深知,如今对土地的感情不能当饭吃。

这有两个原因:

一是种粮效益低下。袁隆平在“两会”指出:“农民种1亩水稻的纯收入只有7.5元”,谷贱伤农。

二是“人田关系”僵化。当年田地“一包就灵”,现已不断失灵。因为承包者对土地只有农业经营使用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即财产权。承包田不能用于银行抵押贷款,更不能私自买卖,甚至不能用于造林等非农使用。这就使承包田不值钱,抛荒了并不可惜。

奇怪的是,一些抛荒田“被种粮”。据了解,有些务工不种田或种菜不种粮的村民,照领国家对粮农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四补”即“粮补”,一般4口之家可领多元。这种“被粮补”实为“被种粮”,使国家鼓励种粮的好政策打了折扣。如此“被种粮”,其“秧苗”显然是“插”到报表乃至报纸上,而使粮食播种面积虚高。

田园被抛荒,荒山却消灭。近几年集体山林和山地产权由于改革到位,发证到户,其产权可用来抵押借贷,农民纷纷购买山地和活立木,植树造林犹如种菜一般热心和细心。倘若抛荒田能像林地那样落实产权,情况肯定大变。

四是粮田“被占用”。福建人多耕地少,而且70%的耕地是中低产山垄田。福建又是缺粮和调进粮食大省,田少和缺粮本身都是一种危机。近年来我省粮食自给率只有四成多,不到“半袋米”。

从全国看,“粮食、植物油、棉花、食糖和猪肉,这些最事关民生的大宗农产品,没有一样不需要进口。”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最近说,去年进口粮食包括大豆超过亿斤,全国粮食自给率不足90%。另外媒声称:“今年3月份中国粮食进口大增,担心全球粮食市场为此吃紧。”

进口量增加,除了人口增长、饲料用粮增多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耕地减少、耕地抛荒和粮田被占作它用。

首先,城镇扩张和工业区开发区占用不少粮田。笔者曾在福厦公路边吨粮田上看到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区”木牌。但过不久,那里竖起“工业开发区”水泥牌。两牌并列,木牌歪歪斜斜,水泥牌端端正正。再过一段时间,那块木牌不见了。耕地保护和开发,随意性较大,只凭“官”字两个口,上口说插,下口说拔,后来居上,权比法大,“农田保护区”终于被“工业开发区”所替代。

其次,粮田被非粮作物或基地占用。有的国家级和省级商品粮基地县市变成果蔬和烤烟等基地,比如国家商品粮基地市建瓯去年蔬菜种植面积达32万多亩。福清等一些县市专业户挖田建造水泥鱼池,不少养鳗场倒闭后,成了一片沙石水泥地,难以复耕。我省应提倡经作和养殖业往山坡地、农杂地发展。即使占田养鱼,也应像浙江省那样实行围堰而不挖田土,不用石头水泥建池,以便有朝一日返田种粮。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科教兴农所依托和所承载的以人为本、以农为基、以地为根、以粮为重都出现了新问题。特别是农村空心化,农业后继乏人,农业可持续发展危机四伏,就谈不上科教兴农。因此,对现有三农政策,我们应从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上去重新审视甚至于反思,以期尽快采取更加给力有效的强农兴粮新对策。

(原载年第5期《海峡通讯》年8月20日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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